1852年，母亲去世，二品侍郎曾国藩回家奔丧。从湘乡县城到老家荷叶塘，五十里路，他没有雇轿子，步行一整天到达村口。
那时的江南，早已不是太平人间。咸丰二年的夏天，太平军的战火正在两广与湖南交界处疯狂蔓延，道州陷落，郴州、桂阳相继被洗劫。曾国藩要回湖南湘乡，就必须穿过这片危机四伏的战乱地带。
曾国藩的幕僚们苦苦相劝，太平军“长毛”杀人不眨眼，专挑清廷官员下手，不如走水路绕行，或者请求地方绿营兵护送。但曾国藩倔强地摇了摇头。他心中悲痛欲绝，在给弟弟的家书中写道：“寸心焦灼，昼夜靡宁。”
为了惩罚自己未能给母亲尽孝，他定下了一条死规矩：茹素不舆。不吃荤腥，绝不坐他那顶舒坦的蓝呢八抬大轿，哪怕日晒雨淋，也要靠一双脚，一步一步走回几千里外的湖南老家。
七月的骄阳似火，曾国藩带着几个随从，沿着驿站官道艰难跋涉。清代驿制标准日行五十里，曾国藩穿着草鞋，脚底磨出了血泡，挑破了继续走，鲜血渗入泥土，但他硬是咬着牙一声不吭。这种近乎自虐的步行，暗合了他一生推崇的“天下事当从困知勉行”的“尚拙”哲学。
在湖南民间的口口相传与后世的野史记载中，曾国藩的这场奔丧之旅，远比正史记录的还要惊心动魄。
那是一个傍晚，狂风大作，暴雨倾盆。曾国藩一行人跑到宁乡官道旁的一家竹木结构的饭馆避雨。
饭馆外悬着一面被风雨吹得猎猎作响的招旗，上书“未晚先投宿，鸡鸣早看天”。走进屋内，八仙桌配着长条凳，柜台上摆着青花酒瓮和锡制量酒器。
落座后，曾国藩抬头一看，墙上挂着一副对联，写的是西晋富豪石崇斗富和战国苏秦游说六国的典故，字迹却歪歪扭扭，不堪入目。
尽管身处极度悲痛之中，但这位大清饱学之士终究没忍住文人的脾气。他借来笔墨，提笔蘸墨，手腕翻转间，一气呵成。
那字迹“刚健中含婀娜”，标准的馆阁体透着一股不可侵犯的威严。
然而，正是这幅字，差点要了他的命。
就在曾国藩落笔的瞬间，饭馆的木门被“砰”地一脚踹开。几个头裹红巾、腰系黄绸带的壮汉闯了进来。
他们腰间别着竹鞘短刀，面露微笑却难掩眼底的阴冷杀气。曾国藩心里猛地一沉——这是太平军的探子！太平军前期正是这种装束，且“貌和而心鸷”。
探子们一眼就看出了曾国藩气度不凡，绝非普通百姓，立刻抽刀将他们团团围住。曾国藩虽然持有兵部火票，但在这些造反的太平军眼里，清廷官员的身份就是最好的催命符。
千钧一发之际，随行的一位名叫福康的汉子站了出来。福康原本是资水排帮的放排工，精通梅山拳术，善使短钩，此次为了报恩特来护送曾国藩。福康没有硬拼，而是急中生智，突然指着曾国藩大喊：“老爷，您这发热的恶疾又犯了！”
说罢，福康一把抓起柜台上熬剩的中药渣，趁乱洒在门外的必经之路上。在清代江南的乡俗中，这叫“弃药渣于道”，寓意将瘟疫和晦气过给踩到药渣的过路人。
太平军探子们虽然杀人如麻，但大多是底层农民出身，对瘟疫和巫蛊之术极为忌惮。一看这阵势，以为曾国藩染了烈性传染病，吓得连退数步，捂着口鼻骂骂咧咧地夺门而出。
曾国藩捏了一把冷汗，靠着民间护卫的机智与乡野习俗的掩护，在这场真假难辨的历史迷雾中，险之又险地逃过了一劫。
八月廿三日，历经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，曾国藩终于回到了湘乡。从荷叶塘到县城那五十里的丘陵路上，夏末的红蓼和白茅在风中摇曳，仿佛在为这位归乡的游子泣血哀鸣。
当远远看到老家门前高高挂起的白纸幡时，曾国藩再也支撑不住。他扑通一声跪倒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，披麻衣，跣足前行，一步一磕头，哭得哀毁骨立。
这场惊心动魄的奔丧之旅，彻底改变了曾国藩的命运。如果说出发前，他只是一个在京城书斋里修身养性的理学官僚；那么当他用双脚丈量过战火纷飞的湖南大地，亲眼见证过底层的暴动与民间的疾苦后，那个文弱的书生已经被时代的熔炉淬炼成了钢铁。
仅仅几个月后，清廷的一纸诏书下达，还在丁忧守制的曾国藩擦干眼泪，在湖南组建团练。一支名为“湘军”的铁血之师，即将从这片他用双脚和血泪走过的土地上，震撼整个大清帝国的版图。
参考资料
[1] 《曾国藩》唐浩明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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